不要再让中小学生读《三国演义》了
王泽钊
《三国演义》被荒谬地列为“四大名著”之首，与巨著《红楼梦》同列，实在令人费解。
我们评论一部文学作品，比如小说，大约要从思想性与文学性两个标准来论。
就思想性来说，《三国演义》简直就无可称道！残暴的皇权，腐朽的忠孝节义，煞费苦心的阴谋诡计，伏尸百万流血漂橹的战场……这些何足称道！
我们再看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核心人物之一，“智慧的化身”诸葛亮——他那是智慧吗？智慧应当给中国人乃至地球人带来益处，如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、莎士比亚、贝多芬、瓦特、爱迪生、法拉第、毕加索、卡夫卡、詹姆斯乔伊斯、马塞尔普鲁斯特、爱因斯坦、罗斯福、丘吉尔、比尔盖茨……庄子、司马迁、张衡、华佗、曹雪芹、袁隆平……诸葛亮在《三国演义》中的“最佳表现”莫过于“赤壁之战”了。我曾在课堂上问学生：赤壁之战刚结束，江面上漂着什么，学生想了想，说：一层尸体。我问：这些尸体是来自什么家庭的，学生答:肯定是穷人家的孩子。我说，是了，这正是：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。诸葛亮为了自己的主子得天下，让弱势群体变成了尸体，这是“智慧的化身”吗？这难道不是刽子手？当然作为“智慧的化身”的刽子手打扮得很儒雅，所谓羽扇纶巾是也。
无独有偶。我们再来看看诸葛亮在使用人才方面的劣迹：在《失街亭》一节，分明是因为作为元帅的他用人不当，街亭失掉后，他却斩杀了本是卓越军事理论家的马谡，而他自己，居然连一根头发都没有丢——那时是可以割发代首的，只流了一些鳄鱼的眼泪。这样一个人，何以得到那么多人的赞扬？
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讴歌战争，进而对古代讴歌战争的文字也不放过讴歌的机会？我们对战争的态度何以与西方差异那么大？世界战争题材获奖影片中的将士，往往对战争表现出无可忍受的厌恶之情；而我们却津津乐道于杀人放火的“智慧”。
就文学性来说，《三国演义》根本就算不上文学。首先，它是数代人“集体创作”的产品。大凡艺术作品，除舞台艺术与影视艺术——即使这类艺术的剧本或其它分支艺术形式，往往需要独创，集体创作，难成佳品。胡适先生曾说：“《三国演义》不是一个人做的，乃是自宋至清初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。” 何况，“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，修改者，最后写定者，都是平凡的陋儒，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，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。”苏轼《志林》载:“王彭尝云:涂巷中小儿薄劣,其家所厌苦,辄与钱,令聚坐，听说古话。至说三国事,闻刘玄德败,颦蹙有出涕者;闻曹操败,即喜唱快。” 可见在罗贯中之前，就有《三国演义》前身了。从中也可看出《三国演义》的境界：陋巷中顽劣小儿喜欢听的故事，是什么品质。这又令人想起白乐天倡导的“新乐府”：所写诗篇必为老奶奶能听懂。这作为扫盲当然未尝不可，但要诗歌的登大雅之堂却令人为倡导者捏着一把汗。可见白乐天某些诗作与《三国》有的一拼。
其次，在文学想象方面乏善可陈。清代章学诚先生在其《丙辰札记》中说：“凡演义之书,如《列国志》《东汉志》《说唐》及《南北宋》,多记实事;《西游记》《金瓶梅》之类,全凭虚构,皆无伤也。唯《三国演义》则七分实事,三分虚构,以至观者往往为之惑乱。”一部在清代就引起惑乱的通俗历史讲义，何以至今谬种流传？
再次，所塑造的人物公式化：好则好到家，坏则坏到底。正如鲁迅先生评价：“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，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。”诸葛亮就是一个出乎情理之外的人——哪里是人，已几近妖怪了。
胡适先生评价道：“《三国演义》最不会剪裁，他的本领在于搜罗一切竹头木屑、破烂铜铁，不肯遗漏一点，因为不肯剪裁，故此书不成为文学的作品。”
就是这样一部作品，一直以来，被列为中小学生必读书。
我们要学生从中受到哪些熏陶、哪些滋养？是皇权，是愚忠，是阴谋，抑或是血腥？还是其低俗的写作手法？
《三国演义》作为“中小学生必读书”，可以休矣！
取而代之的应当是这样的作品：楚辞、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、汉乐府、唐诗宋词中的精品、《西厢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呐喊》、《朝花夕拾》、《边城》、《茶馆》、《红帆船》、《灵山》、《一个人的圣经》、《沉默的大多数》；莎士比亚戏剧、《堂吉诃德》、《鲁宾逊漂流记》、《复活》、《城堡》、《尤利西斯》、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、普宁的小说、《日瓦戈医生》、《古勒格群岛》、《老人与海》、《局外人》……
中国父母最常说的一句话是：决不能输在起跑线上。问题是，如果不能有效地阅读，即使在起跑线上没有输掉，或者起跑再早，最终也可能兜了一个圈子，又回到了起点。有一次我在讲学中遇到这样一位父亲，他说：“我逼着儿子读了十一遍《三国演义》，结果他作文还是很糟。”这正是：读书破万卷，下笔没有神。
2008年3月6日于中关村
